区域，除了扬起更多的尘土和弹片，一无所获。
几分钟后，这支突击队安全返回了匈牙利红军的战线。他们带回了两名俘虏、三挺轻机枪、十余支步枪和若干弹药，自身仅有两人轻伤。
“打得不错。”
台尔曼放下望远镜，对身边的匈牙利指挥官评价了一句。
这场小规模的突击清剿行动已不是个例。在战线的其他地段，类似的小规模反击和伏击战时有发生，虽然不足以扭转整个战略态势，但极大地消耗和迟滞了干涉军的锐气，迫使罗马尼亚和捷克军队变得谨慎起来，不敢再像初期那样放肆地长驱直入。
匈牙利的战局，在经历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滑坡后，终于在台尔曼的手中，勉强稳定住了。
而来自国际层面的变化，也为匈牙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喘息之机。
在柏林，韦格纳和施密特巧妙地利用了法国国内因工人运动高涨和立陶宛时间的曝光而陷入的政治被动。
德国通过外交渠道，向巴黎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照会，严厉谴责法国政府此前暗中支持立陶宛分裂势力、破坏德国稳定、并间接援助匈牙利反革命力量的行径。照会警告，如果法国不停止其“破坏欧洲和平与革命进程的冒险行径”，德国将不得不考虑采取“包括进一步支持法国国内正义力量在内的对等措施”。
此时的法国，克列孟梭政府正被国内风起云涌的罢工和共产主义宣传活动搞得焦头烂额，让诺·杜邦带回的火种正在圣但尼等地悄然燃烧。
来自柏林的强大外交压力和国内不稳的局势，使得法国政府不得不暂时收敛。对匈牙利干涉军的秘密军事援助渠道，在巨大的压力下基本被切断。
失去了法国这个最重要的外部输血者，罗马尼亚和捷克等国的干涉行动的后劲明显不足，攻势逐渐减弱，战线进一步稳固下来。
比军事和外交层面的转机更为深刻的，是发生在匈牙利内部的变化。台尔曼不仅仅是一位军事指挥官，他更是一位深刻理解了韦格纳建国方略的革命者。
台尔曼通过走访和了解，库恩·贝拉同志初期照搬苏俄模式、过于强调城市工人而忽视广大农民的政策，在匈牙利这个农业色彩依然浓厚的国家是行不通的，这种行为模式导致了农村地区对红军的抵触和政权基础的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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