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问他们？或许我们该问问自己，赛佩尔主席，冯·特拉尼茨将军，还有在座的诸位……
当你们签署那些清洗名单，批准那些未经审判的处决，鼓励‘家园卫队’‘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恢复秩序’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那些被吊死在路灯杆上的工人领袖，那些在监狱地下室被拷打致死的学生，那些仅仅因为怀疑同情红色就被当街射杀的普通市民……
他们的同志、家人、朋友，会怀着怎样的怒火拿起武器？”
他环视着一张张惨白或铁青的脸：
“柏林广播里说的‘血债血偿’，不是空话。
外面那些进攻的士兵，很多人的兄弟、父亲、邻居就死在我们签署的命令下。他们不会接受投降，至少不会接受我们这些人的投降。这场战争么残酷，不是因为士兵们多么勇敢，而是因为……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放下枪，就意味着马上要面对行刑队。”
这番话刺穿了这群人最后一丝自欺欺人的幻想。
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事实。
从最早镇压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罢工开始，到后来对“德奥合并”支持者的清洗，再到内战爆发后变本加厉的白色恐怖……
在座的这些人，或许没有亲手扣动扳机，但每一份授权扩大镇压范围的文件，每一次对“家园卫队”暴行视而不见甚至默许的决策，都在为那座血债高塔添砖加瓦。
赛佩尔想起了自己批准逮捕的那几十名“煽动颠覆”的记者和教师；冯·特拉尼茨想起了他下令炮击那些被怀疑藏匿赤卫队的工人住宅区；卡塔琳娜女伯爵眼前闪过她亲自表彰过的、那个以“高效率清理红色分子”而闻名的“家园卫队”支队长的脸……
现在，讨债的人来了，就在几百米外，用步枪、刺刀和炸药，一笔一笔地清算。
“所以……”
冯·特拉尼茨放下手，脸上是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
“我们没有退路，也没有求饶的资格。要么在这里等死，要么……”
“要么什么？突围？”
赛佩尔神经质地笑了一声，
“靠谁？靠外面那些连无线电都接不通的残兵？还是靠我们这几千个残兵游勇？”
“或许可以尝试……分散，伪装，”
一个参谋军官怯生生地提议，
“混在平民里……”
“平民？”
卡塔琳娜女伯爵尖刻地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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