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渗透。
这是《日内瓦协议》后德法双方经济正常化的关键一步，符合我们‘以经促政’的整体对法策略。”
然而，反对和担忧的声音同样强烈。
一位资深外交官眉头紧锁：
“政治上风险不容忽视。
尽管是商业合同，但派我们的建设兵团——这支带有鲜明国家和组织色彩的队伍——进入巴黎建造地标性场馆，很容易被法国国内民族主义势力和英美媒体扭曲解读为‘经济入侵’、‘文化占领’，甚至引发反弹，破坏目前脆弱的缓和局面。
如果施工过程中出现任何事故、纠纷或法国工人失业抗议，都可能被放大为政治事件。”
总参谋部的一位代表则从安全角度提出疑虑：
“我们的建设兵团成员并非普通工人，他们受过纪律训练，许多人甚至有军事或准军事背景。
大规模进入法国，尽管是分散在工地，但仍存在被法国情报部门渗透、策反，或卷入法国内部政治冲突的风险。
我们需要极其严密的内外安保和人员审查方案。”
施密特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这是一个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的提案。法国法共的同志们提出这个建议，他们希望借助我们的效率解决难题，更希望借助我们的存在和‘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展示，来冲击法国旧有的社会认知，巩固他们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和基层影响力。
对我们而言，这既是机会，也是考验。
机会在于，我们可以通过这支‘文明之师、建设之师’的形象，向法国乃至欧洲民众展示一个与帝国主义宣传中截然不同的、建设性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德国。
考验在于，我们能否管好这支队伍，确保同志们无论在工作效率、纪律作风还是政治表现上，都成为活的广告牌，而不是反面教材。
这涉及到人员选拔、政治教育、对外宣传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一直沉默倾听的韦格纳，在施密特等人的发言之后提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的建设兵团，有没有能力在不同的法律和文化环境下，克服困难，按时保质完成这样一项具有全球关注度的工程？这考验的是我们制度的真实韧性，不是口号。”
“第二，法国联合政府内部，支持此举的力量是否足以压制反对声浪，保证合同执行不受政治风波严重干扰？我们不想陷入无休止的法国内部扯皮。”
“第三，也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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