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影响。”
接着，他翻开了内务部政治保卫人员的报告。这份报告的视角更为冷静，甚至略带忧虑。
除了印证党委报告中的积极面，它还提到了一些更微妙的社会观察：
“……随着我支队在巴黎时间增长，与当地社会接触面扩大，出现了一些新现象需引起注意。
其一，工地周边及我支队人员常去的市集、咖啡馆等场所，出现了一些明显并非务工或普通购物的法国年轻女性，她们有意接近我支队人员，尤其是年轻单身技术工人和低级管理人员，进行攀谈。
据观察，部分接触属正常社交或好奇，但亦有相当部分带有明显目的性，如打听我内部管理制度、人员构成、未来计划，或索要礼物、要求帮助解决个人经济困难等。
其二，目前已发现至少六起我支队年轻男性队员与法国当地女性建立较亲密恋爱关系之案例。
这些关系多在非公开场合发展，对方女性背景各异，有普通女工、小店主之女，也有身份背景较为模糊、自称‘学生’或‘文艺工作者’者。
此类关系已引发少数队员思想波动，个别队员甚至有过度消费、违规外出之行为。
内务部对此的评估是：
我支队人员表现出相对较高的收入、纪律性及‘异国情调’，对部分法国女性构成吸引力；
法方的资产阶级当局或右翼势力可能有意通过此渠道进行情报收集或施加影响，亦不排除单纯的情感因素。
然无论动机为何，此类关系存在多重风险，若处理不当，可能被炒作成政治事件，影响当前德法关系及我支队形象。
前支党委建议加强对全体队员，尤其是年轻队员的涉外纪律教育、安全防范意识和革命情操培养；明确相关行为准则；加强内部管理，对异常社交及消费行为进行关注和必要引导；政治保卫人员需对重点接触对象进行低调的背景了解……”
看到这里，韦格纳的眉头微微蹙起。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思考了片刻。
这确实是个新问题，但也是国际交往深化后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处理起来需要分寸，既要坚持原则、防范风险，又不能简单粗暴，伤害同志感情，更不可给人留下“德国人不近人情、禁锢思想”的口实。
他回到桌前，在这份报告上写下了更长的批示，语气严肃而周密：
“此报告所反映之新情况，值得高度重视。跨国环境下，人员接触复杂化、情感因素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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