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放下咖啡杯，起身走到窗前。
“施密特同志，”
韦格纳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
“你这个总政委啊，看问题有时候太注重‘能不能’，而忽略了‘应不应该’，以及‘之后会怎样’。”
他转过身，背靠窗沿，双手抱胸：
“来，坐下。我们好好聊聊两种革命的不同速度。”
施密特在沙发坐下，掏出笔记本。
韦格纳则走到书架旁，取下那本常翻的《战争论》，拿在手里掂了掂。
“先说德国革命。”
韦格纳在施密特对面坐下，
“1918年11月，我们在304高地起义时，面对的是什么局面？
艾伯特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正在和容克军官团媾和，随时可能调转枪口镇压我们；
西线的百万大军虽已厌战，但指挥系统仍在；
英法干涉军就在不远处虎视眈眈。”
“在那个时间点，德国革命是‘慢不得’的。
慢一天，临时政府就可能完成内部整合；慢一周，旧军队就可能被重新动员；慢一个月，整个起义就可能被拖入无休止的内战泥潭。
所以我选择了最激进的策略：直取柏林，速战速决，在旧势力反应过来前，把生米煮成熟饭。”
“事实证明您是对的。”
施密特点头，
“但如果当时……”
“如果当时我们‘慢慢来’，先在南德建立根据地，逐步扩张？”
韦格纳笑了，
“那今天我们可能还在和巴伐利亚分离主义者打仗，而巴黎和会的列强早就把德国肢解成十几个小国了。
在革命力量尚弱、而反动势力仍能迅速组织反扑的关键窗口期，速度就是生命。”
韦格纳话锋一转：
“但意大利呢？施密特，你看看解放区发来的这些报告。”
韦格纳从桌上抽出一叠文件，翻到其中一页：
“意共在南蒂罗尔的干部名录。
登记在册、有三年以上地下工作经验的骨干，全区只有127人。
而我们现在解放的人口是多少？八十万。平均每个干部要负责六千多人的组织工作。”
韦格纳又翻一页：
“这是土地改革委员会的人员构成。
三分之二是当地农民——这很好，但我们不得不从国内紧急抽调两百名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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