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定在大会之后逐步启动吧。”
他对施密特说，
“第三阶段先不急。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但你先把制度设计的框架搭起来。
五年也好，十年也好，方向对了，就不怕走得慢。”
施密特点头，他从桌上收起那两份材料，放回公文包，扣好搭扣。
会议到此结束。该说的话已经说尽，该做的决定已经落地。
施密特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一下。
“主席。”
韦格纳抬眼。
“关于林茨案，约瑟夫·迈尔同志能在专案组进驻前完成那么详尽的调查取证，不是偶然。
他在林茨工作十一年，下属评价他要求严、话不多、从不占公家便宜。
他住的那套公房，配给家具清单一式两份，离任时所有物品都在，只少了一把暖水壶——那是1926年他的独生女儿去维也纳上大学，他用自己的工资买来送她的。”
他顿了顿。
“迈尔同志的女儿名叫玛丽亚，今年二十岁，维也纳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学生，已加入奥地利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
韦格纳没有说话。
施密特推门出去了。
韦格纳独自站在窗前。
这就是他们要保卫的东西。
不是抽象的理想，不是宏大的口号。是这些具体微小的、用一个人的一生去守护的痕迹。
是约瑟夫·迈尔花了十一年时间在林茨街巷里的工作内容，是玛塔·贝克尔脑子里记住的一千四百户人家每一张面孔，是那个机车车辆厂老钳工在广场边缘站了很久很久、然后默默走回家的背影。
这就是革命最终的产出：
让千千万万这样的人，可以过上干净、平凡、可以预见明天的日子。
韦格纳站了很久。
夜终于完全降临了。
柏林夜晚清冽，远处国际大会会址的灯光正在一盏一盏亮起来。
再过三天，六百名来自三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将汇聚在这座城市，讨论科技、发展、人类的未来。
就在这三天前的夜晚，一个叫约瑟夫·迈尔的同志刚刚从林茨中心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
他不会出现在大会的贵宾名单上，不会在报纸头版发表讲话。
他只是会在病床上继续批阅文件。
韦格纳从窗前转过身，走回办公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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