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处长。
“施密特同志：我家在农村，父母年迈，需要人照顾。
我每周都要回去看望他们。如果去煤矿参加义务劳动，可能一个月都回不了家。
不知是否可以安排我去农村参加劳动？这样既能尽义务，又能顺便照顾父母。”
韦格纳笑了。
“这位同志，倒是会想办法。”
施密特也笑了。
“主席，还有更有意思的。”
韦格纳翻到第六份。
这一份很长，密密麻麻写了两页纸。来自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副局长。
开头是这样的：
“施密特同志：关于义务劳动方案，我有几点不成熟的想法，想和您探讨一下……”
然后列了六条“想法”：
第一，干部参加劳动，会不会影响本职工作？毕竟各部门任务繁重，抽走骨干，工作谁做？
第二，劳动效率问题。一些干部们没干过体力活，去了也干不了多少，反而可能影响矿上的正常生产，是不是得不偿失？
第三，安全风险。干部们下井，万一出事故，谁来负责？这个责任太重了。
第四，形式主义问题。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做秀，是搞形式。我们何必授人以柄？
第五，家属参加是否必要？孩子还小，正是读书的年龄，去矿上劳动，会不会影响学业？
第六，建议先试点，不要全面铺开。比如先让年轻干部去，老干部暂缓，等总结经验后再推广。
韦格纳看完，放下这份报告，闭上眼睛。
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睁开眼睛，看着施密特。
“施密特同志，你怎么看？”
施密特想了想。
“主席，这些理由，有些确实有道理。比如家有幼儿的女同志，比如身体确实不好的老同志，比如正在处理紧急事务的同志。这些情况，应该考虑特殊安排。”
他顿了顿。
“但大部分理由，说白了就一句话——不想去。”
韦格纳点点头。
“继续说。”
施密特拿起那几份报告，一份一份地指着。
“这位交通部的副部长，身体不好？上个月我还看见他在运动会上打网球，打得挺起劲。”
“这位商业部的处长，五十三岁就不行了？矿上五十多岁的工人多的是，人家天天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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