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群，走向自己的工位。
他想起维斯那晚在疗养院食堂说的话——
“我们农民和你们工人不一样。你们工厂说转产就转产，我们农庄说改种什么，得等一季。”
这话不全对。工人转岗也不容易，学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等于重新当一回学徒。
但他并不反对——在西班牙那场战争中活下来以后，他对“改变”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
改变不一定带来更好的结果，但不改变一定等不来好日子。
中午，厂区食堂里的长桌上，弗里尔和几个工友坐在一起。
话题还是早上的那个。
高级钳工瓦尔特首先开口，他资格老，技术好，说话直来直去。
“韦格纳同志说的产业升级，我不反对。
但有一点我想不通——我们厂的精密机床的配套产业为什么跟不上。
一个精密轴承，要从三个不同的厂调货；
我们下面的厂子是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谁，效率能高吗？”
车间副主任放下筷子，
“你提的这个问题，韦格纳同志也考虑过了。
所以才要搞经济互助圈的产业分工——德国专攻高端制造，苏联专攻能源原材料，法国专攻化工轻工……各有所长，互相配套。
我们的精密机床配上苏联的特种钢材、法国的电子元件，成本能降下来，质量能提上去。”
老瓦尔特沉默了一会儿。
“这个道理我懂。但我就怕——怕这么一搞，我们自己的配套产业就没人管了。
那些小厂、老厂，没有技术、没有设备、没有人才，最后怎么办？关掉？工人怎么办？”
车间副主任的语气放轻了。
“转岗培训。韦格纳同志说了，要创造更多的‘创造型’岗位。
不是把人推向社会就不管了，是帮助他们学到新技能、找到新岗位。”
老瓦尔特没再说什么，低头扒饭。
弗里尔望着他花白的头发，想起一九二三年那批从鲁尔区转岗来的老工人。
那时候他们也是这样——担心学不会新技术，担心被厂里淘汰，担心老了没人管。
后来呢？厂里办了夜校，老工人们咬着牙学，磕磕绊绊地学会了识图、算料、操作新机器。
他们没有被淘汰，反而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
弗里尔想，人不是不想学，是怕学不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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