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东区，白教堂路。
上午十点，伦敦东区的街道上已经聚满了人。
不是利物浦那种“冲向市政厅”的暴烈，也不是格拉斯哥那种“占领工厂”的狂热——伦敦东区的人民一向比北方的工人更安静、更谨慎，但他们的安静里藏着一种更深层的、更不可逆转的决心。
一面红旗从一家面包店的二楼窗口挂了出来。
那是一块旧桌布，用红色颜料染过，颜色染得不均匀，深一块浅一块。但那就是红旗。
锤子和镰刀是用黑色油漆刷上去的，画的歪歪扭扭的。
面包店老板站在门口，围裙还没解下来，手里攥着一根擀面杖。
他是个四十多岁的犹太人，十年前来到伦敦，在贫民窟里开了一家面包店，起早贪黑地干了十年，刚把店从租的变成了买的。
“先生们，”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嘈杂的街道上格外清晰，
“我不是共产党。我甚至不太懂那些理论。
但今天早上，我听收音机里说，利物浦的工人已经站起来了。
格拉斯哥的工人也站起来了。
曼彻斯特的工人也站起来了。”
他看了一眼那些站在他面前的人们——有他店里的面包师，有隔壁裁缝铺的裁缝，有街角杂货店的伙计，有住在对面公寓楼里的码头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
“伦敦的工人呢？我们还要等吗？”
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
“不等了！”
又有人喊：
“对！不等了！”
面包店老板转过身，踮起脚尖，用那根擀面杖把那面不太像样的红旗往窗台外面又推了推。
旗子在晨风中展开，猎猎作响。
“我不等那个在白厅坐着的人给我们什么了。他给不了我们任何东西。他连他自己都保不住了。”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笑声。
不是那种开怀大笑，而是一种带着苦涩的、劫后余生般的笑。
笑完之后，有人开始唱《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鲍德温不在那条街上。
他没有亲眼看见那面用旧桌布染成的红旗在东区的晨风中飘扬，没有亲耳听见那些衣衫褴褛的工人和贫民用跑调的嗓子唱响《国际歌》。
他坐在唐宁街十号那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又一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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