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罢工。
那一年，超过一百五十万工人走出工厂、码头、矿井和发电站，关闭了整个英国。
工人们在伦敦、格拉斯哥、利物浦的街头竖起了街垒，有几天看起来大英帝国真的要完了。
然后工会大会的领袖们把总罢工叫停了，理由是“维护法律和秩序”。
工人们垂头丧气地回到工厂，却发现资本家锁了门，把更好的条件给了那些在罢工期间继续工作的人。
波立特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了一九二五年因为煽动叛乱罪被判十二个月监禁的那些日子。
监狱的铁窗，阴冷的牢房，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在一座磨坊里推磨碾玉米，一天干十二个小时，吃的是掺了沙子的面包。
但他在牢里并不孤独——监狱里的其他政治犯，那些在罢工中被捕的工会积极分子，那些在地下印刷厂印传单时被抓获的年轻共产党员，他们在放风的时候隔着铁丝网聊天，交换外面的消息，唱着被狱警一次又一次禁止的《国际歌》。
“不一样了。”波立特开了口，他看着窗外楼下那条窄窄的街道尽头，一面红旗正在某栋建筑的屋顶上迎着海风飘扬，
“一九二六年，工人们还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党来领导他们。
现在，我们有十七年的经验——不止我们有，全欧洲的同志们都有。
德国的经验，法国的经验，意大利的经验，苏联的经验。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一件事：
资本主义不会自己垮掉，但工人群众在正确的领导下，我们是有能力把它推倒的。”
他侧过头看着坎贝尔，那张在兰开夏纺织厂里磨砺出来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意。
“而且，坎贝尔，你看——”
波立特抬起手，指了指窗外伦敦金融城的方向，
“那些人已经在跑了。他们不是在等我们发号施令，而是在自己做出选择。他们比我们更清楚，英国就要变天了。”
坎贝尔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远处，不知道从哪条街道上传来了隐约的歌声。
最初听不真切，辨不清旋律和歌词，但渐渐地，那个旋律变得清晰了——那是一首每一个在座的人都在无数个集会上唱过、无数个牢房里哼过、无数个深夜里在心里默念过的歌曲。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波立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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