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叩响了两下。
“进来。”
他的私人秘书查尔斯·斯坦利走了进来。
“首相，”斯坦利的声音比平时低了几分，
“各地的最新报告都送来了。我已经按照地区和紧急程度整理好了，放在您左手边的文件盒里。”
鲍德温看了一眼那个文件盒。满满一盒，至少三十份。他不打算再翻了。
“斯坦利。”
斯坦利站在门边，双手交叠放在身前，安静地等待。
鲍德温沉默了几秒钟，像是在犹豫该不该问这个问题。最终他还是问了，
“斯坦利，你说，我们的国家，到底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鲍德温抬起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他的私人秘书。
“政府一直在努力。一九三一年以来，我们做了那么多事。
公共工程、失业救济、住房改善、医疗改革——我们一直在努力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可为什么一夜之间，整个英国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利物浦、曼彻斯特、谢菲尔德、格拉斯哥……这些城市，这些人民，为什么对政府的命令视若无睹？为什么他们宁愿听那些共产党人的话，也不愿意相信政府？”
他的声音有些发抖。
在鲍德温的认知里，政府已经尽力了。
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统计数据——尽管那些数字并不像他以为的那么漂亮。
斯坦利沉默了片刻。
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公务员。他的工作不是制定政策，而是观察政策执行的结果。
十六年的公务员生涯，让他比大多数内阁大臣都更清楚地知道，在白厅那些精雕细琢的政策文件底下，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首相，”斯坦利斟酌着措辞，
“政府的政策……在落实方面，确实存在一些可以改进的空间。”
鲍德温皱了皱眉。
“具体说说。”
斯坦利深吸了一口气。他已经跟了鲍德温很多年，深知鲍德温不喜欢听坏消息，但他也知道，在这种时候隐瞒就是对首相最大的不负责任。
“就拿失业救济来说，一九三一年的《失业保障法》确实是必要的，当时的财政状况已经撑不下去了。
但是，救济金削减之后，大量长期失业的家庭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
南威尔士的矿工家庭，一个四口之家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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