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者。
编写过程要有试验阶段，先在一些学校试点，根据反馈修改，再逐步推广。”
“另外，教师培训要跟上。
新教材出来了，老师不会教，等于我们白干。
把各地最优秀的历史和政治教师集中到柏林来，办培训班，让教材编写者亲自给他们讲课。
培训一批，回去带一批，一层一层地传下去。”
韦格纳说完这些，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的柏林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安静。
韦格纳站在那里，背对着托勒。
“托勒同志，你知道我最近在想什么吗？”
“不知道。”
“我在想，未来若干年后的德国是什么样子。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德国是什么样子？”
“那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
你也不在了。
我们都死了。但那些孩子，他们正当年。
他们会成为这个国家的工人、农民、教师、工程师、医生、士兵。他们会坐在我们现在坐着的位置上，做我们现在做的决定。”
“我希望他们比我们更好。
我希望未来的同志们是那种不会因为自己比别人多读了几本书就瞧不起工人的人，是那种不会因为自己当了官就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人，是那种在别人受苦的时候会心疼、在看到不公正的时候会愤怒、在需要站出来的时候会站出来的人。”
“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只会考试，只会往上爬，只会说一套做一套——那我们和旧社会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换了一面旗，换了几个当官的，换了教科书里的几个名字。骨头没换，血没换，心没换。”
“所以，托勒同志，教材重编这件事，不是教育问题。
是政治问题。是党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
你回去做一个详细的方案，包括重编的时间表、经费预算、专家名单、试点学校的选择标准。
方案做好了，先送到施密特那里，让他看完之后上中央委员会讨论。”
托勒站起来，拿起公文包。
“主席同志，我还有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
“教材重编需要人。最好的人。我不要那种只会写文章不会教书的‘专家’，也不要那种只会教书不会写文章的‘名师’。我要的是——真正懂教育、真正相信社会主义、真正愿意为下一代弯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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