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啤酒大亨的账本全交了出去。
大亨进了监狱，会计领了奖金，换了新身份去了西海岸。
禁酒令刚解除那年，他手下有个运输队长，替他运了三年的私酒，知道他所有的仓库、所有的路线、所有的下线。
他跟那队长称兄道弟，还认了队长的儿子做教子。
结果那队长因为一次分成不满意，差点把整个网络卖给对手。
要不是施瓦布根先下手为强，让人在底特律河边的公路上一枪解决了那个“好兄弟”，他现在恐怕已经在大牢里吃牢饭了。
一件事被别人吃一辈子——这种事，他见得太多，经历得也太多了。
施瓦布坐在转椅上，双目无神的放空着。
天花板上有一盏水晶吊灯，灯光透过水晶折射出斑斓的光斑，很好看。
但好看的东西，往往最靠不住。
施瓦布掐灭雪茄，站起来，开始在书房里踱步。
棕色皮鞋踩在波斯地毯上，几乎没有声音。
一圈，两圈，三圈。
他在权衡。
麦卡锡兄弟知道多少？
他们知道枪手的联系方式。
知道枪手的经费来源。
知道整件事的最终受益人。
如果他们被抓，或者被收买，或者某天喝醉了酒在酒吧里跟女人吹牛——每一个“或者”，都是一颗定时炸弹。
他不是没想过收手。
枪手已经死了。
线索明面上已经断了。
调查局那边就算查到什么蛛丝马迹，也很难追溯到波士顿。
这件事如果到此为止，他也许能全身而退。
“也许”。
施瓦布停下脚步，站在壁炉前，盯着炉膛里没有点燃的柴火。
他的一辈子，就是靠“没有也许”这四个字活到今天的。
每一个“也许”，都可能会是钉在他棺材板上的钉子。
这般想着，施瓦布转过身，走向书桌，按下桌上的电铃。
不到三十秒，书房的门被轻轻叩了三下。
“进来。”
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灰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
他是施瓦布的私人秘书，也是他手下最信任的心腹——约瑟夫·布莱克。
说是“心腹”，其实也不完全准确。
布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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