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消息是在一个周六傍晚到的。
面摊快收摊了。夕阳把丁胖子广场的霓虹灯染成橘红色，中餐馆的排风扇嗡嗡地转，卖电话卡的印度小哥正在收摊，流浪汉推着购物车在垃圾桶之间巡逻。李根在案板上摔最后一团面，面团砸在案板上发出沉闷的啪啪声，面粉在斜阳里飞起来。甜甜圈蹲在灶台边数葱，一根一根数得认真，数到一半忘了数到哪，又从头开始。老宋在后厨擦灶台，抹布叠成方块，从左到右一寸一寸推，嘴里哼着那首永远跑调的《朋友》。牢A坐在折叠椅上修他那副又断了一次腿的眼镜——这次用的是山田从漫画工具包里贡献出来的最后一管备用胶水，山田附了张纸条，用工整的日文写着“借款记录第四笔，累计欠我胶水费十二块”，背面画了个戴歪眼镜的小人，旁边标注“A君”。啸爷照常刷锅，竹刷子刮过铁锅的弧度，发出那种听了八年让人安心的沙沙声。铁锅倒扣在灶台上，一声闷响。
然后牢A的手机响了。纽约的区号，陌生号码。
牢A把眼镜搁在膝盖上，拿起手机。他接电话的习惯是先看来电归属地再决定语气——华盛顿本地的是外卖平台，加州的大概率是诈骗，纽约的号码他已经很久没接到过了。他按下接听键，还没来得及说喂，电话那头的声音就像一道被闸门挡住太久的水流，哗地冲了出来。
是一个女孩。语速很快，声音里压着慌张，背景音嘈杂——汽车喇叭由远及近，中餐馆排风扇沉闷的轰鸣，街头小贩用中文和英文交替吆喝，隐约能听到有人在用福州话骂街。那是法拉盛的街声。牢A在漂亮国混了五年，耳朵已经能分辨出不同唐人街的背景音——旧金山的偏粤语，洛杉矶的偏台湾腔，纽约法拉盛的永远是福州话打底，普通话盖面，英语像葱花一样撒在最上面。
“喂？你是牢A吗？周先生给我的号码——周德彪先生——他说你们在丁胖子广场的面摊，说你们能找到人——”
“你慢点说。”
女孩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把语速降下来。“我叫阿玲。我弟弟叫阿杰，三个月前被一个造假团伙扣在法拉盛一间地下印刷厂里印假绿卡。护照被没收了，手机被没收了，每周只能用厂里的座机打一次电话。昨晚他偷偷打了一个，说那些人在转移印刷设备，可能要把他一起带走——不是放他走，是转卖到别的团伙。他说如果被转走了，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一阵刺耳的杂音。电话断了。牢A拨回去，关机。
面摊安静了五秒。那种安静不是空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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